艺术家在大城市通常都很忙，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把通往艺术的路走向大理，理由很简单：大理是人呆的地方，他们想过一种属于人的生活。隐居大理，简称大隐，不为功成名就，只因繁华落尽，回首天蓝云白冬暖花开的大理让人心安。

于是赵青，杨丽萍，韩湘宁，张扬，欢庆，李带菓，周云蓬，文烽，吴俊德，王啸，方力钧，冯唐，宁财神，孙冕，许菘，野夫，潘洗尘，程昌，等等，他们或安家大理，种菜，步行，柴米油盐，回归到生活的原初；或游离在大理与都市之间，出则叱咤风云，入则静若止水，将大理作为休憩身心的家园，过一种最平常的日子，远离商业，远离物欲，享受自己的艺术，享受阳光，空气和水。

如果非要理一个脉落，最初一些人到大理是因为赵青。

事隔多年，青庐常在，赵青却似乎已缥缈成传说，至少，我在大理这些年，似乎就从来没有见过他，除了照片。长发，在洱海边用木瓢汲水，一旁有个女孩，分梳的头发松松地扎成两朵，垂在胸前。不算小的海风刮起他们的头发，刮起他们脚下的洱海，刮起那一刻正在消失的光阴。之后某天双廊一闪而过的赵青，光头，灯笼裤，配刀，但有人告诉我不是刀，是箫。后来，一个叫江措的人告诉我他和赵青相遇的情景：远远地，两个互相听说过多次但从未见过面的人同时引起对方注意，走近了，点点头，拥抱。我是赵青。我是江措。然后分开，微笑，分别走向相反的方向。什么都没有说，但一切早已心领神会。

也许这正是大理以及生活在大理周边的艺术家之间才能有的默契和怜惜。

自由音乐人欢庆可以说是较早来到大理的人。欢庆老家四川，因为赵青总是鼓吹大理如何自由，如何人文，欢庆就来了，一呆十年，一开始在人民路（那时的人民路还只是两排东倒西歪的旧房子）下段卖工艺品，包括一种自制的哨子。之后，有一年，欢庆创建了九月酒吧，据说，当年九月建好后，人很少，欢庆一个人坐在歌台上吹箫，半个月后，人就渐渐来了。现在的九月已转到音乐人小孟和另一个合伙人名下，每周四都有周老大和周老二的即兴音乐会，星期天则是张佺和马雪松的“重返大理国”专场，还有常居大理的周云蓬、李带菓、吴俊德、文烽等音乐人和来自全国的音乐人，也常在九月演出，享受音乐，享受大理时光，享受生活。看看大年初四李带菓的专场门票仅一块钱就知道，商业和大理的音乐有多远的距离。而文烽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李带果！

“长沙鼓童”文烽是2013年决定定居大理的，带着媳妇，女儿也在大理出生。他把大理学院称为“山上”，他说，和“山下”（指大理古城）的相比，山上的日子过得非常快。清晨起来，下山买菜，回来就是中午了，做做午饭，收罢碗筷，差不多又该准备晚上吃的菜了，然后吃完晚饭天已擦黑，能有时间看看网络电视、上上网就算好的了。他的目标是做一个称职的鼓手，他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就是生活了，所以在大理，他很少碰音乐。尽管如此，在文烽家，还是看到一排纸箱，是被当作“鼓”来练习的，因为怕真的鼓敲起来会影响到邻居。但是，纸箱也有它们的音色，非常美妙的。文烽说。

周云篷要出新专辑了，《四月旧州》，“旧州”就是云龙县旧州镇的旧州；听说他和欢庆今年还要举办苍山音乐节。欢庆的《乐大理》系列，计划共四张碟，今年四月，就要出第三张，云游篇。其余三张分别是玉洱篇、云游篇和田园篇。

音乐虫子们的大理，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

舞蹈家杨丽萍应该是最早在双廊安家的人。太阳宫由赵青一手设计建造，最初也是交由赵青管护。大约2012年，中国第三代导演代表之一的张杨，在双廊建起了自己的客栈，后院。期间，张扬关于大理的两部微电影，《生活在别处》和《遇见别一种生活》，以参加开海节为主要故事情节，描述了新大理人们的生活，让“去大理”成为都市白领的梦想之一。2013年春节，张扬，孙冕，杨丽萍，很多新老朋友在双廊过春节，张扬再次用微电影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在双廊的新年：《春天来了》。

张扬说：拍大理的片子没有什么目的，纯粹是种本能——看到美好的东西，想拍下来而已。

也有的人来大理是因为叶永青和野夫。大理人亲切地称叶永青为“叶帅”，叫野夫“野哥”。叶帅在大理主持下午茶，新老朋友闲聊乱侃，又或者什么都不说，光听都随便；最近野夫和潘洗尘们的“天问”诗歌节，听上去很热闹。

大理人同样亲切地称孙冕为“孙老爷子”，梦蝶庄建好后，2013年，《新周刊》以“大理让人让变小”为主题，用100多个P对大理进行阐述，再次让大理成为精英的梦想之地。

还有韩湘宁，常居建在才村的而居当代美术馆，时不时发一些云的照片，上周发的是像一条鱼的云，太阳正好在眼睛的位置，配图说：“云画鱼，日点晴”，家常生活，也是诗意的。

至于赵青、叶帅和野夫为什么在大理，也许只有古城瓦缝间随风摇曳的草籽才知道了。